9月3日，反腐专家、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副处长王明高在电话中告诉《青年参考》记者，建立遗产税、赠与税、实施“金融实名制”与健全“家庭财产申报制”一样，都是制度反腐的治本之策。
　　早在2000年，国税总局就委托王明高参与遗产税的设计，原因在于他的另一重身份：国家社科规划“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”课题组组长。

　　遗产税成反腐利器
　　谈到遗产税的反腐“功效”时，王明高称，征收遗产税可以淡化腐败动机。腐败行为同任何投资行为一样，行为人实施腐败时必定会衡量“收入”和“成本”的对比关系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之所以有人愿意冒着风险，大肆进行权钱交易、贪污受贿，均是受获利动机的驱使。如果“成本”或风险大于“收入”，人们将不会去赚取这种“收入”。在我国现阶段条件下，腐败行为的现实风险和成本还是比较低的。
　　他强调，开征遗产税可从两方面提高腐败“成本”：一是遗产税直接增加了贪污受贿者的“经济成本”，这些人冒着巨大风险所得到的收入，最终有相当一部分以税收形式上缴财政。
　　二是遗产税大大增加了腐败行为暴露的可能性。贪污受贿者的行为都是在黑暗中的交易行为，其所得必然不能见光。“遗产税的开征必定会促进金融实名制、家庭财产申报制等相关制度措施的制定和完善。当政府官员的家庭财产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时，其趋利心理也就会有所收敛”，王明高如是说。
　　除此之外，他提到遗产税的另一重反腐“功效”作用，征收遗产税可以将部分灰色收入和非法所得转化为国家收入。
　　检察机关调查表明，我国每年实际发生的腐败问题大大高于已经处理和解决的腐败问题。即使通过法律手段或行政手段使这些问题都得到清算，也可能因处理人数过多，严重削弱党的威信、动摇党的执政基础。
　　有鉴于此，王明高认为，在开征遗产税后，相当部分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所得将通过税收方式转化成国家收入，并且继承次数越多，转化越彻底。如果说严厉的纪律与法律惩处对腐败行为有“堵”的作用，那么遗产税的征收对腐败行为则能起到“疏”的效果。

　　起点过低会打击弱势群体
　　征收遗产税的一个难点在于应税额的确定。要解决这一问题，关键是要明确开征遗产税的目的。有的学者认为开征遗产税主要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，因而主张低起点征税。
　　对此王明高评价道：“这种主张未免片面。综观世界各国，遗产税税源都不广，遗产税收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都较低”。实际上，开征遗产税确实能增加财政收入，但其主要目的是对少数占有大量财产的人征税，限制财富过分积聚于个人，以调节社会分配。
　　在他看来，如果起征点定得过低，比如有学者建议为10万，则很可能打击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。如果设置较高的起征点，可把征管力量集中在一些大户上，把该征的税收征上来，同时也可以减少税收成本。
　　在王明高的设计中，我国遗产税的起征点定为80万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数字中还包含着房产价值。“大家也许会认为80万太低了，在北京80万可能连房子都买不下来”，他揣测着人们的反应。但他强调，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，地区经济水平、地区个人收入财产拥有量差距较大，80万只是一个“全国平均值”。
　　据王明高调查，一个清廉正规的官员，其房产平均值是20万—30万，“一辈子下来所有的也不过五六十万”。但他同时承认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高消费、高收入的城市，遗产税的起征点应该相应提高，具体数值应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。
　　为此，在遗产税设计的时候，王明高建议将遗产税划归地方税，这样可做到区别对待、有效征收的目的。同时由于遗产税的征收，有赖于地方政府的大力配合，这样还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组织收入的积极性。
　　至于我国遗产税的具体税率，由于国际上一般采取超额累进税率，遗产越多税越多，因此他认为我国的遗产税税率也应选择累进制，可考虑分为6级(见表格)：

　　级别 应纳税遗产额(万元) 税率(%)

　　1 　　10以下 　　　 　　5%
　　2 　　10-50 　　　　　　 15%
　　3 　　50-100 　　　　　 25%
　　4 　　100-300 　　　　　 35%
　　5 　　300-500 　　　　　 45%
　　6 　　500以上 　 　　　55%